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。最近热映的电影《南京照相馆》,以艺术语言完成了对历史记忆的当代建构。该片自上映以来,国内票房破17亿元,并在澳大利亚、新西兰、美国、加拿大等国家上映。德国老人汉斯·米勒在观影后接受采访时,声音颤抖地说,“我们必须正视历史,才能避免重蹈覆辙。”
这部电影取材于真实的历史事件。电影中的主角苏柳昌,原型叫罗瑾。1938年寒冬,南京华东照相馆的暗房里,当显影液中逐渐浮现砍头、强奸、焚尸的日军暴行画面时,15岁的照相馆学徒罗瑾冒着生命危险,悄悄多洗了几十张照片,并将其中16幅照片装订成册,在相册封面右上角写下一个“耻”字。后来相册辗转到了罗瑾的同学吴旋手中,一直保存到抗战胜利。1946年,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征集证据,这本相册作为“京字第一号证据”,最终成为审判南京大屠杀主犯的铁证。2015年,这些照片与其他南京大屠杀档案一起,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“世界记忆”遗产名录。
电影中的苏柳昌,原是一名普通邮差,为了逃命躲在照相馆当学徒。这个邮差的身份设定别有深意。他的编号1213代表了1937年12月13日,正是南京城破之日。在抗日战争期间,像苏柳昌这样的邮差不止一人。据《江苏邮政志》记载,当年不少邮差冒死为地下党运送情报。在“第二条战线”上,中国共产党人隐姓埋名在敌人的心脏进行地下活动,隐蔽精干、长期埋伏、积蓄力量、等待时机,救助百姓,保存史料,将知识界、工商界乃至警察系统悄然编织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,让军事战场外的政治瓦解早于炮火完成。这些不断解密的历史记忆,共同还原出更加清晰的历史图景,是由人民书写、用事实铸就的壮阔史诗。
在《南京照相馆》的光影叙事中,几位金发碧眼的身影格外醒目——红十字医生在断壁残垣间穿梭施救,安全区联络人用身体阻挡刺刀,战地记者冒死按下相机快门。这些并非艺术虚构,而是历史的真实注脚。英国记者田伯烈四方奔走,采写揭露南京城内的惨烈景象。当日军电报检查员要求他前往军部接受盘查,并对新闻稿做出修改时,他拒不接受,为维护记者真实报道社会状况的权利而坚决抗争。1938年,他写了一部专门著作,书名是《战争意味什么:日军在华暴行》。他在序言中写道:“我发觉事态之惨殊出人意表,因此我才想到这些凭据大有公诸世界的必要。”该书在欧美各国的出版,帮助中国获得了广泛的国际声援。类似田伯烈的外国记者还有很多,他们所做与《南京照相馆》中的主人公类似:若无力改变,唯一能做的就是记录和记忆,让真相不被抹去,不可翦除。
然而,当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被搬上银幕时,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勇气面对真实的历史。电影上映后,东京某博物馆紧急撤下一组“昭和时代生活展”照片。最具讽刺意味的是,网友扒出其中5张照片与电影里被销毁的罪证图重合。
“这几十年来,我们国家和亚洲各受害国都在举证、声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二战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,许多受害幸存者、目击见证人纷纷站出来加以揭露,日本侵略罪行已是铁证如山。现在那些日本右翼分子又兴风作浪,企图歪曲历史事实,为他们的侵略暴行百般开脱,我们决不答应。”2002年,79岁的罗瑾在接受采访时神情激动地说。在记忆战争的战场上,捍卫真相的斗争一直在继续。只不过今天的战士,是考古学家手套上的泥土,是程序员复原的电子档案,是每个在社交媒体转发真相的普通网民。只要尊重事实,再浓重的历史迷雾,也终将被正义的显影液驱散。
作者:肖楠
文字编辑:张家铭
新媒体编辑:李婧然(实习)
审核:周佳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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